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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华侨林可胜的抗战救护总队

发布时间:2018-10-22

  摘要:在长期的抗战过程中, 南京国民政府依托林可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总队, 有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救护工作, 争取到了大量的国内外援助, 在战场伤兵救护、疫情防患救治、宣传卫生观念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抗战; 国民政府; 中国红十字会; 抗战救护总队;

  Abstract:During the long time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avily relied on the General Wartime Rescue Corps of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under LIN Kesheng's leadership. They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large-scale rescues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which included seeking abund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aids, making tremendous battlefield rescues,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epidemics, and propagating sanitation concepts.

  Keyword:Anti-Japanese War; National Government; Chinese Red Cross; General Wartime Rescue Corps;

  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事关民族存亡的伟大战争, 全国同胞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与此同时大批海内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他们舍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抛头颅洒热血, 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这其中有一个名字值得永远铭记———新加坡华侨、着名生理学家林可胜。作为中国生理学奠基人, 他积极组织战地救护, 创建并领导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总队, 全身心投入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 秉承“红十字会”的宗旨, 为这一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团体发展立下卓着功勋, 在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青史流芳[1]。
 

  一、组建中国抗战救护总队

  一直以来, 中国军队医疗的水平相对于国外军队发展滞后, 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敌强我弱, 中国军队在前线浴血奋战, 士兵伤亡惨重, 由于军队医疗力量极为薄弱, 当时对士兵伤亡救护工作主要是先从前线把伤员层层运回, 然后在医院进行救护, 主要依赖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前线大城市设置医院。但是随着战局的推移, 原有的救护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战场的变化, 特别是南京沦陷之后, 南京国民政府西迁武汉, 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调整以往救护策略, 在此背景下, 中国抗战救护总队应运而出, 首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由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及在国内拥有较高个人声望的林可胜担任[2]。

  1938年春, 在汉口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 (以下称为救护总队) 。救护总队成立之后, 随着战局的变化, 1938年6月, 救护总队从武汉迁往湖南长沙, 几个月之后, 救护总队再迁至湖南祁阳。1939年2月, 救护总队转移到抗战大后方的贵阳图云关, 从那以后, 这里成了稳定的救护总队核心中枢所在, 也使得救护总队的工作得以掀开新的一页。在战时缺人、缺钱、缺器材等非常困难的条件下, 林可胜运筹帷幄, 惨淡经营, 不断充实救护总队, 完成救护任务。救护总队的负责人由专业人士担任, 组织结构为一室四股, 即总队长办公室、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和总务股[3]。

  医务股管理着医疗队, 其职责主要为从事战地救护工作, 医疗队在正面战场上按战区分配, 由荣独山担任主任医师。医疗队的规模随着战事发展逐渐扩大, 由初期的陕西、江西、湖南三个大队, 发展为1939年2月的9个大队、94个区队、9个手术队。全盛时期大小医疗队扩展到150个, 医务工作人员达3420人,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为救护工作做了大量的贡献。

  运输股负责对人员、医药、运输器材以及救济物品的运输, 在鼎盛时拥有拥有各型运输汽车200余辆, 并有自己的修理厂, 有较强的机动能力, 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胡惠林任主任。

  材料股主任由陈璞药担任, 由药品组、器械组、敷料组、制造组、总务组五个组构成, 前三个组负责点收来自海外的药械敷料等医疗器材, 清点后报请材料入账, 并由救护总队给援助单位出收据, 然后整理装配成标准箱。

  总务股由总务科、财务科、会计科三个科室构成, 具体统筹总队部的各项总务事宜, 主任由张祖棻担任[4]。

  二、加强管理, 提高抗战救护总队能力

  1. 牢固树立理想信念

  林可胜注重理想信念教育, 提出“救死扶伤, 博爱恤兵”作为总队部的行动口号, 先后订有八条信条, 用以自励:具丰富感情, 抱牺牲精神, 本博爱襟怀, 献科技身手, 做精密准备, 求迅速效率, 保伤病安全, 增人类幸福。在这些信条的精神指引下, 救护总队的队员们鞠躬尽瘁、舍己救人, 深受伤病战士与平民百姓爱戴, 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 积极推行战地救护体系

  战地救护体系思想是林可胜在主政中国抗战救护总队时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来源于林可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战场以及后来的数次救援经历, 并且对当时的战局的变化以及军队医疗各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林可胜认定战地医疗的机动性非常重要, 应该有相应的运输系统把伤兵运送回来。

  在中日长城会战中, 林可胜就对这一战地救护思想进行试验, 他组织协和医学院师生, 组成3个救护队, 充分发挥机动性, 深入战区进行战地救护。而抗战爆发初期, 林可胜判断战火蔓延迅速, 建立医院的想法并不可行, 当时红十字会秘书长庞京周曾经在南京筹建一所大型伤病医院, 不久即因为撤离南京而宣告破产。这个医院的破产再一次验证了这一以后方医院为中心的体系, 在当时战争无限扩大、战线延长的情况下, 由于医院资源庞大, 转移难度大, 这一体系也濒临土崩瓦解。所以林可胜强调医疗机动性, 进行流动作业, 他主张将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疗人员和物资设备, 化整为零, 积极配合各地的军医院开展救护, 以适应战局发展。日后的局势发展证明林可胜很有远见, 流动医疗作业在应对大规模长期战争中非常有效[5]。

  3. 培训大批合格的军队医护人员

  尽管救护总队部在部队医疗救护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但毕竟无法替代军医体系。为满足部队对合格军医的需求, 林可胜建议征调在职军队医护人员加以训练, 提高业务水平。于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汉口设立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同样由林可胜担任主任, 利用救护总队较为充裕的人才和医疗资源, 卫训总所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军队医护人员, 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救护人员训练基地。

  4. 不断充实救护总队人员

  救护总队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战时医疗救护组织, 但是由于林可胜个人的魅力和影响力, 争取到许多全国优秀的医学专家、学者、精通业务的医务工作者以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这些优秀人才主要来自两个渠道, 一是留学于英美、德国、日本等国外名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高材生;二是协和医院医护人员及毕业于国内协和、同济、湘雅等医学院的高材生。

  在救护总队高级职员中协和医院出身的占总数的50%, 医务股各指导员中协和医院出身的占总数的50%, 大队长及中队长中协和医院出身的占总数的30%。他们承担了大量的组织、训练工作, 虽然待遇差, 但都能不计个人得失, 积极投身救病治人的伟大事业, 成了各救护队的领导和骨干, 为抗战救护总队的各项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

  5. 统一规范, 提高效率

  由于医药卫生器材标准化、简单化的工作影响到材料组的工作效率, 林可胜根据实际情况, 简化红十字会医药器材的分类、包装, 制订出一本《医药卫生器材手册》, 以便于保管、申请、配发与携带。因为救护人员水平和能力参差不齐, 且没有战时急需的、简单明了的教学规程, 为了提高培训效率, 林可胜请专家撰写了《内科学规程》《外科学规程》《护理学规程》《环境卫生学规程》等相关教程, 这些教材统一送到香港进行印刷后, 再空运回贵阳, 分发给各救护医疗队以及其他有需要的部队和地方医疗卫生单位[6]。

  三、弘扬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精神, 为增进军民健康不懈奋斗

  在长期抗战中, 林可胜及其所领导的救护总队能够秉持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积极发挥救护作用, 为增进军民健康不懈奋斗,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1. 林可胜秉承国际红十字会“博爱”原则

  林可胜满怀着没有民族及政治党派之分的抗日爱国情怀, 在他看来,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因而他对国共两党所辖的战区一视同仁, 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无条件支援。在“九一八”事件之后, 林可胜在关注正面战场的同时, 对敌后战场的医疗救援工作也密切关注。

  1937年底, 周恩来请求救护总队协助八路军开展当地的医疗卫生救护工作, 林可胜立即派出第7、23、39医疗队开赴西北。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 救护队在延安和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医疗救援工作。他们向抗日根据地运送了各种医疗设备, 组织和派出了二十余支医疗队, 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外籍医生。林可胜还以救护总队队长的名义, 委派郭绍兴在陕西汉中迎接国际友人捐赠的医疗物资, 同时积极与国民党第十战区人员进行周旋、协调, 做了大量工作, 几经波折, 将这批医药物资经宝鸡运抵西安, 帮助中国共产党解决困难[7]。

  2. 积极开展战场伤兵救护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红十字会秉承博爱恤兵之宗旨, 以救死扶伤为职责, 积极参与各战区的伤兵救护工作, 对伤员的康复治疗、疾病的预防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38年1月到1945年9月, 救护总队的门诊人数多达248万人次, 内科住院人数多达214万, 共开展外科手术近120万台, 敷伤878万多人次, 对5万多人进行了X光透视。

  3. 开展疫情防患救治

  抗战期间卫生防疫工作对提高军队战斗力、稳定地方民众生活起着重要作用, 防疫工作一直是政府的薄弱环节, 未被重视, 导致国民政府军中疟疾、痢疾、疥疮等各种传染病流行, 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在做好军队防疫工作的同时, 也特别重视协助地方政府开展防疫工作, 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救护总队一直帮助贵州省卫生处开展工作, 特别是在预防注射、促进环境卫生、宣传教育、疫情调查和隔离治疗等方面。1938年7月, 霍乱曾经在贵州省范围内大肆流行, 救护总队从源头找出突破口, 发现霍乱流行的原因跟不清洁河水的饮用有关。随后, 救护总队马上采取了对河水进行消毒等措施, 有效地控制了贵阳霍乱的流行。在发现疫情后, 救护总队立即会同贵阳市防疫机关组织成立临时防疫医院, 到1938年9月时已收容患者958例, 并积极开展疫苗注射工作。贵阳市自1939年4月1日起开始团体预防注射, 5月15日市民亦开始注射, 6月1日起强迫注射, 至9月15日止, 全市共注射人数约8万余人, 占全城人口之半, 其他各县由救护总队发出疫苗50万人用量, 约占全省人口的1/20。

  4. 开展难民医疗救护, 增进人民健康

  抗战期间, 民生凋敝, 经济衰退, 人民生活异常困苦。关注弱势群体, 安置难民, 运送伤病平民, 特别是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 给他们以人道主义救助, 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对于因受伤致残,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兵员, 中国红十字会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勇健儿, 杀敌成残, 国家虽有恤典, 然而断肢残臂, 失去生活机能, 在人力所能挽救者, 亦应设法助其复健。该会于1940年会同军政部创设矫形外科中心, 延揽专家, 于治疗而外做义肢之装置, 并予以各种职业训练, 使残而不废, 足以营生”。在救护总队成立的几年中, 共门诊平民200多万人。

  5. 宣传现代卫生观念, 帮助培养国民健康意识

  林可胜深深知道, 预防胜于治疗, 向民众传递科学健康卫生常识, 是预防疾病的根本。于是, 他以各种方式积极地向贵阳人民传达最新的卫生新闻和健康知识, 积极向民众科普现代卫生观念。如1939年为救济失学儿童而创办了贵阳图云关小学。当时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担任了名誉校董, 对学生个体健康的关心以及健康意识的培养非常重视。林可胜要求学校对于卫生工作计划制定出详尽的大纲, 并按照大纲完善具体的实施内容, 其中包括对校园环境及学生个人的清洁检查, 每个月为学生测量一次身高体重, 一学期进行一次的体格检查等。一、二年级的学生每周接受两小时卫生教育, 三、四、五年级提高到每周四小时。学生们每周接受一次卫生训练[8]。

  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争取国际援助

  救护总队在当时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困难重重, 由于国民政府不拨经费, 最大的难处是缺乏人手、资金不足和药械短缺。为争取更多的力量投入救护工作, 林可胜以自己的国际声望, 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为中国争取到了大量的国际援助, 包括爱国华侨捐赠的药品、器械和救护车辆等物资, 确保了救护总队的正常运转与发展。

  1. 积极募捐善款

  抗日战争期间, 国内普通百姓与爱国人士的捐赠以及海外捐赠曾经是救护总队救护材料经费的主要来源。而海外的许多捐赠都指定给林可胜及其领导的救护总队。在海外的捐赠中以美国最多, 其主要是通过“美国中国医疗援助协会”来募集善款。美国中国医疗援助协会 (AMCA) 是由美国的医疗和卫生专业人员计划和建立的。它在香港建立了ABMAC办公处, 在英国人塞文克莱夫人的领导下, 受林可胜先生指挥。

  为了募集更多物资, 让更多的世界友人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性、艰巨性、持久性,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林可胜每年都要自香港飞往美国, 为国际医疗界和各阶层的社会人士做广泛宣传报道, 他将救护总队的工作内容写成文字, 制成图表, 拍成照片及影片, 通过各种形式, 争取国际各方面援助, 在林可胜的不懈努力之下, 在其任职的6年间, 募捐的款项计达6600万美元。在这样的基础上, 林可胜运筹帷幄, 苦心经营, 谱写出中国红十字会史上光辉的篇章。

  2. 争取国际友人支持

  林可胜在欧美医学界和各行各业享有盛誉, 其对中国科学和国家的贡献感动了美国科学界, 在华侨华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2年4月28日, 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据记载, 他当选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生理科学的先驱、把所领导的生理系保持于高水平、成功地吸引了非常有为的年轻人投身于科学事业、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并对之贡献、建立了中国生理学会, 以及把现代医学和外科学应用于中国现实需要的杰出能力。”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他不遗余力地吸引了大量的国际人士来华参与医疗工作, 包括美国进步作家和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在内的许多人士, 自愿协助林可胜作义务宣传员[9]。

  3. 将红十字会的救护精神播撒至异国他乡

  作为领导战地救护工作的总队长, 林可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 参与救护工作。在林可胜被迫辞去救护总队总队长之后, 他担任了远征军卫生总视察, 还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战地救护工作。在这期间, 他进行了中医培训, 提供了短期军事医学训练课程, 培训了印度军队的医疗卫生人员, 教导了丛林作战和防疫知识, 并进行了现场营救, 由于表现突出赢得了美军最高奖章。此外, 林可胜发起成立缅甸华侨红十字会和华侨救灾总会, 将红十字会的救护精神播撒至异国他乡。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慈善机构, 在这场民族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 林可胜和他的红十字会抗日救援队也是非常重要的。抗战胜利后, 林可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总队却因受到极“左”思潮影响, 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 学术界对此研究起步较迟。长期以来, 他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在一些与他生平有关的纪念活动中,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忌惮, 他的名字被有意或无意抹掉。然而时间是最公正的, 随着偏见的雾霾逐渐消散, 林可胜所领导的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总队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应值得大家去尊重和铭记, 林可胜这个被遗忘的名字, 将会在中国红十字会史上重新闪耀。现在, 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林可胜与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 以期还原历史真相并且以史为鉴。

  参考文献

  [1]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380.
  [2]李筑宁, 李丽.战火中飘扬的中国“红十字”——林可胜与救护总队[J].党史纵横, 1996 (9) :4-7.
  [3]戴斌武.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M].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390.
  [4]戴斌武, 池子华.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工作述论[J].历史教学, 2010 (9) :19-24.
  [5]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 (上) [J].南通工学院学报, 2004 (2) :1-6.
  [6]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 (下) [J].南通工学院学报, 2004 (3) :1-5.
  [7]范同寿, 张自勤.贵阳史话[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0:140.
  [8]徐适.图云关小学的创办始末[J].贵阳文史, 2004 (6) :24-25.
  [9]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04-1949)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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