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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李兴锐的仕途轨迹及思想主张探析

发布时间:2018-10-22

  摘要:晚清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西文明激烈碰撞, 推动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晚清重臣李兴锐, 生于道光年间, 终于光绪一朝, 可以说, 他的一生是在清朝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度过的。其为官任内, 兴办内政, 积极赈灾救荒, 整顿吏治与军事, 发展经济及教育, 澄明社会风气。不仅如此, 李兴锐还身涉外交, 参与教案处理与边界勘定, 其兴政举措对于革新政治, 维护清朝统治具有重要意义。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他亦旧亦新的思想——求“变”之心与不“变”之情相互交织, 而这也正是晚清社会复杂历史面向的一种折射。

  关键词:李兴锐; 内政; 外交;

  Abstract:A great change occurr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one collided intensely, speeding up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society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 Li Xing-rui (1827-1904) , a senior official in the reign of Guangxu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he took various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such as managing internal affairs, fighting against disaster and famine, rectify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 and the military, etc. Besides, he engaged in foreign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handling of religious issue and the assignment of boundaries, produc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innovating politics and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of Qing Dynasty.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helped him to form a mixture of thoughts— — half new and half old one, viz., his “innovation” and “changeability” were intertwined, a kind of refraction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Li Xingrui; internal affairs; diplomatic affairs;

  晚清时期, 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 中西文明的碰撞, 传统与现代的激烈论争成为时代主题。李兴锐, 诸生出身, 后经举荐入曾国藩幕僚, 逐步官至两江总督, 为官数十载, 先后历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新政、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可以说, 其一生伴随着晚清社会巨变。目前, 学界对于晚清人物如曾国藩[1]等的研究日益增进, 而对李兴锐的研究较为薄弱, 主要对其任江西巡抚期间的事迹进行探讨[2], 缺乏对其生平与事功的整体考察, 本文拟以李兴锐的日记、奏折为史料基础, 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以厘清官员李兴锐在晚清复杂社会环境下的仕途轨迹及思想主张, 进而探索晚清社会所蕴含的复杂历史面相。
 

  一、李兴锐之生平

  李兴锐 (1827―1904) , 字勉林, 湖南省浏阳县筱水垅人。出身农家, 后考为诸生。早年与弟弟李麓乔在家乡举办团练, 曾多次协助当地军队对抗太平军及会党。1855年, 曾国藩率军东征, 经李竹浯等举荐, 李兴锐被招至军中入参戎幕, 曾国藩令其驻安徽祁门大营总管粮台。时逢太平军古隆贤部来袭, 李兴锐审时度势, 预先转移所有辎重, 使得太平军一无所获。此外, 李兴锐还拨粮救济并安抚江南灾民。1859年李兴锐擢升为知县, 留安徽补用, 从此步入仕途。

  1865年, 驻徽州的唐义训和金国琛两部湘军因薪饷问题发动变乱, 李兴锐沉着应对, 表示“饷不给, 咎在台。期以三日, 逾期请杀我”[3]p12507-12509。随后, 他按期发放欠饷, 并清查主谋, 将兵变平息。在成为一方大员之前, 李兴锐曾辗转多次调任。1869至1875年, 先后调往直隶赈灾, 参与长江水师规划, 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5至1887年随邓承修等查勘中越边界, 后历任津海关道、广西布政使等职, 李兴锐于1900年擢升为江西巡抚, 任内主行改革。1903年其署理闽浙总督, 次年调任两江总督, 同年因病逝世, 谥号勤恪。李兴锐起自湘军, 由军功保举知县后逐步擢升至巡抚、总督, 73岁才成为地方大员, 可谓大器晚成, 因此, 他对皇家感激下忱, 具有深厚的忠君思想。

  二、变与不变:兴办内政之举措

  为官任内, 李兴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革新政治, 挽救危局。通过对其具体兴政举措的考察, 以此窥探李兴锐思想主张及其变化。

  (一) 赈灾恤民, 关注民生

  1870年, 李兴锐与陈荔秋等人办理直隶赈灾, 根据灾情, 制定了详细的赈灾章程, 在城厢设总局, 各乡设分局, 协同办理赈务, 鉴于地方绅耆对乡村各户的贫苦情形“见闻最真, 关顾最切”[4]p152, 优秀绅董被选派帮办赈务, 并派专人勘察灾情, 以地粮册、烟户册、保甲门牌及各乡报灾案卷为参证材料, 核查户口确定贫穷等级, 由官方发给票据, 村民凭借票据定时领取赈款。赈灾期间李兴锐总是忙到深夜, 亲赴灾区巡查, 并“犹恐中多不实不尽, 拟派县委再仔细查一遍”[4]p4, 李兴锐积极补赈漏报灾民, 嘉奖办事公允的绅董, 严惩贪污舞弊的官绅, 可见其办理赈务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精神。

  巡抚任内, 江西省被水严重, “圩堤多有被水浸溢……居民避居屋顶”[5]p665。李兴锐主持设立赈灾机构, 统办赈务, 并与一些官员自捐银两赈灾, 饬令官绅亲历灾区查明具体灾情, 妥筹抚恤, 开办平粜、搭厂施粥以济贫民, 免收商贩两月厘金以缓解米价飞涨。此外, 受灾较轻地区分给籽种农具, 筹款修堤, 以工代赈, 进行灾后重建。不仅如此, 李兴锐还仔细考查江西水患较多的原因, 即“皆由鄱阳湖日渐淤浅, 而长江又昔宽今狭, 骤遭大雨疏浅不及便致四溢为灾。”[5]p686并且湖中淤塞阻碍商船, 于商业无利, 遂派人购置挖泥机器汽轮船数舠乘, 疏浚湖泊以防水患。

  综观李兴锐的施赈举措, 不但注重灾时赈济, 而且注重灾害预防, 其标本兼治的赈灾思想无疑对于普济灾民、缓解灾情、稳定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为解决荒政问题积极奔走呼号, 力求保证民众利益, 亦是他关心民瘼、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士绅阶层作为“民众和国家之间的中介性精英, 起着沟通桥梁的作用”[6], 这有利于避免或缓解官民因赈务而产生矛盾与冲突, 进而确保赈灾的时效性。可见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群体在晚清乡村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 整顿吏治, 重视人才

  晚清仕路庞杂, 捐举为官的方式造成大量候补官员存在, 远远超过政府需求, 且官员素质与能力得不到保证, 贿赂现象屡见不鲜, 是为晚清吏治腐败的原因之一。李兴锐认为“整饬吏治最为正本清源之要务”[5]p661, 为官任内, 他深感地方吏治疲敝, 遂进行吏治改革。他废除“例差”, 注重考察属吏的德才, 奖优惩劣, 力求破除积习颓风。1902年, 李兴锐在江西设立课吏馆, 按季节对候补官进行考察筛选, 内容主要为中西政治及时务策论。依据考核划分等第, 异等、超等及一等通过复试即可录用, 一等、二等酌情记功, 三等则饬令再加学习, 四等给予记过停委, 见识荒谬猥琐者予以劝休回籍学习。春试后挑选20至30名入馆学习, 每月评定优劣给予奖励或处罚, 记过多者则不再招用, 奖惩制度的设定对官员具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此外, 李兴锐还设立讲武馆来课考武职人员, 测考内容不仅涉及其枪法、体操等, 也注重考察测量、绘图等内容, 意在选拔谙通文理的人才, 《大公报》对此亦有记载[7]。

  整顿吏治的一系列措施,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学在晚清官场的传播, 不仅对于选拔人才、整肃纲纪, 澄清吏治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为江西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 亦为地方吏治改革提供经验借鉴。时人评价道:“李大中丞之创设斯馆, 其功不亦伟哉。”[8]p250然而, 晚清政府积弊甚深, 吏治腐败、人才缺乏是制度与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课吏馆的设立并不能完全解决吏治问题。

  (三) 发展经济, 维护利权

  清政府为了缓解国内外危机, 实行新政, 并广采建言。李兴锐考量时局, 奏言设银行、行纸币、维圜法、立保险等发展经济的措施, 以维护本国利权。农是立国之本, 他建议加设劝农官, 引用先进农具来发展农业生产, 并在省城设立农工商局, 将农务工艺“在大中学堂内分门立课, 令诸生兼习之以立其体”[5]p750。为力行保商之政, 李兴锐在福州及厦门两处设商政局, 下辖保惠、货值、艺术、会稽、陈列、调查六所, 选派明达端谨的人办理;并公选商董设立商会, 涉及资本债务等商业发展问题均由商董集议后由总办进行决断。此外, 鉴于“闽省崇山峻岭绵亘千里, 矿产甚多, 久为外人觊觎”[5]p796, 此前虽设局办理, 并无实效, 李兴锐奏请招商集股自立公司, 采取官商合办的方式, 为防利益私吞, 由商政局监督。1903年, 李兴锐于福建设矿务总公司, 其章程效仿湖南矿务公司, 聘请矿师查明矿产, 进行注册由总公司管理。若绅商意欲承办, 需切实遵守总公司的章程, 而只准指定一矿作为分公司。李兴锐变革闽省商政, 抵御经济掠夺, 亦反映了统治阶层对维护利权的关注。

  这些措施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是有所助益的, 缓解了由赔款导致的财政压力。设银行、行纸币、立保险等主张亦是李兴锐学习西方——求“变”的现代化建设思想的体现, 但从时局来看, 这些措施的实施缺乏一定的条件。

  (四) 整顿学校, 发展教育

  “外辱凭临, 惶然不可终日, 而士大夫犹持闭关自守之旧学, 于中外形势瞢无所知, 岂足以临敌制变?”[5]p796此时的李兴锐认识到闭关自守之旧学不足以抵御外侮, 学习西方才是有利之图。于是他改革教育, 设立特科, 以考试的方式考察中西政学来选拔时局所需的人才。1902年, 李兴锐又在豫章书院建置基础上, 开办江西大学堂, 聘请中文东文教习。由于当时中小学堂未立设, 遂“从各属保送之举贡生童选其年岁及格, 资质开敏者, 当堂考试, 分别录取, 并附取官幕子弟十二名, 传令一体入堂肆业”[9]p527。从其生源来看, 不仅包括贡生, 官幕子弟也可, 这也反映晚清人才缺乏之困境。但大学堂实际所招收学生“尚未及定额之半”[10]。虽未达到遇期目标, 但江西大学堂的基本建制为江西高等学堂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推动了江西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

  新政期间, 朝廷主张裁撤书院改立新式学堂, 但闽省财政匮乏, 若将书院一并裁去, “愈令谋生乏术”[5]p823。由此, 李兴锐设立校士馆作为过渡之法, 举人、贡生、监生等入馆学习, 设置经史、政治、地理、兵法、算学课程, 聘请品学素优的绅士为总校, 学员按月考核, 成绩优者给予嘉奖。李兴锐的教育改革充分考虑到了闽省实际, 有益于闽省由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型。

  (五) 立工艺院, 澄明风气

  庚子事变后, 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江西省“无业游民日见其众, 并专以游荡为事, 其甚者流而为匪, 无所不至”, 李兴锐了解到“泰西各国皆设有教工教正等院收养无业游民教以工艺其法”[5]p705, 遂于1901年奏请在省城设立工艺院, “收诸游荡及曾犯轻罪者雇派工师教以工艺”[5]p705。工艺院下设粗、细、学三类工厂, 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 愚贱粗蠢者学习编造蒲鞋、麦扇、草帽、麻绳等;资质稍好的教以刷书刻字、织带造衣、制履结网;良家不肖子弟无所约束者可由学工厂收留, 教以浅近书算及精致工艺。学员生活起居, 饮食医药等均有章程规定及专人管理。学员所制成品进行售卖, 钱款酌量分给学员, 这大大提高了学员生产的积极性。但限于经费, 只二三百人规模, 学员悔过自新后可出院自谋生计。

  李兴锐考量社会现实, 对社会下层特殊人群给予关注与教育, 通过教授技能来解决流民生活实际, 改变了以往单纯的临时性的物资救济, 实现了向长远性的教养救助模式的转变, 体现了李兴锐的人文关怀思想, 而且有益于稳定江西的社会秩序, 亦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推动意义。

  (六) 厘定军制, 裁撤冗军

  庚子事变后, 军制改革提上议程, 朝廷上谕“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 精选若干营, 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 一律操习新式枪炮, 认真训练, 以成劲旅”[11]p9。李兴锐考察军事现状, 对军营建置、驻防操练、薪饷武器等制度进行革新整顿。挑选精壮少年由优秀教习严加训练, 优给薪饷, 组建常备、续备军。另设立军政总局, 分设参谋、执法、督操、理饷四所, 分任其事, 协办军务。以专门机构总理军队事宜, 对推动军事力量的发展有所助益。1903年李兴锐设立警务总局, 巡警学堂力求改变巡警军多为“目不识丁, 窳惰无用之”[5]p824的现象, 并在已有巡警军中挑选人员由臬司操练, 除去其绿营兵籍。然而巡警军的设立本是源于清廷的兵制改革及治安观念的转变, 虽除去兵籍, 表明了军警的分离, 但并不能一时完全摆脱旧制及军事色彩, 这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两种制度并存的特征。

  李兴锐向西方学习, 革新内政, 其求“变”之心可见, 但综观其改革措施, 目的终为维护封建统治, 不“变”之情亦可见。但从时局出发, 李兴锐主持的改革对清政府的统治是有所裨益的。

  三、身涉外侮:参与涉外之事务

  无论身为曾国藩幕僚, 抑或是地方大员, 与外国交涉似乎不可避免。李兴锐任内参与对外交涉。

  (一) 办理教案

  1870年, 李兴锐随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李兴锐与陈兰彬等向曾国藩进“筹战”之说, 但鉴于“中国目前之力, 断难遽启兵端, 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曾国藩主张“严拿凶手, 以惩煽乱之徒, 弹压士民, 以慰各国之意”[12]p1266-1267。而李的日记记载了其与修改天津府、县的“招供与惩凶”等情况, 并有“马松圃来拜, 知奉札以今夜枭夷案凶犯十六人, 人给恤家银五百两”[4]p39, 改供词、给恤金的做法引人深思, 所谓“凶犯”只是政府保全大局的政治牺牲品, 亦折射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窘境。此行也使李兴锐的外交能力得到历练。

  江西省教案也层出不穷, 李兴锐就任江西巡抚后, 尽心办理教案多达一千六百多起。其秉持“事关大局, 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态度, 不仅惩办“凶手”, 还对“办事不力”的官员革职查办或摊派赔款作为处罚。巨额赔款使江西省入不敷出, “综计每年仍短百万有奇……实以空库如洗, 无可掘罗”[5]p679。为此, 李兴锐开办按粮捐输, 即“按丁银一两派捐钱二百文, 漕米一石派捐钱三百文, 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一开始, 若在十月初一日以前业经完粮之户, 本年即免其再派, 俟来年再行照收”[5]680, 以此来缓解财政危机。

  从天津教案到江西教案, 李兴锐的态度由“筹战”转变为顾全大局“不得不委曲求全”, 究其原因, 不免有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影响, 但更多则是出于对时局的考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窘境。“赔款与惩凶”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中国的司法主权进一步受到威胁, 深刻反映了清朝此时内忧外患的困境。

  (二) 中越勘界

  1885年中法两国共勘边界, 李兴锐曾随邓承修等处理界务。据李日记所载, 起初李兴锐等据理力争, 法方始有转圜, “允以文渊、海宁、保乐让中国”, 李兴锐等“更争新安、牧马两要害, 以固边防”, 法方终以罢议、战争相威胁, 双方“往复辩论, 卒不谐”[4]p125。鉴于法方应允割地, 李兴锐主张“急应乘机妥与了结, 以免翻复生变, 贻朝廷无穷之患”[4]p125, 这与清政府按约速了的想法是一致的。然而第三次会谈失败, 中方被迫让步, “直弃新安、牧马, 商令东路沿边各留十里, 接至文渊, 由文渊西达艽封之山, 由山留沿边三十里, 经上琅、下琅一带, 接至保乐”[4]p125, 期间邓李两人因分歧发生激烈争执, 后在张之洞等人的调解下, 这场内部风波才就此平息。

  邓李等勘界大臣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 与法方据理力争, 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可见一斑。但此时发生争执实在是于界务无益。由此亦可看出, 清廷在勘定中越边界过程中的被动地位, 勘界困难重重。

  四、亦旧亦新:李兴锐之评价

  晚清社会风云激变, 清政府面临着国内外双重危机, 西方话语解构着中国的信仰体系, 巨变的中国面临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作为晚清体制内的封建士大夫们也同样面临着固守传统与向现代化转型的抉择。在对晚清官员李兴锐进行评价时要充分考虑时代特征。晚清社会的农民起义、侵略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与痛苦。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却为李兴锐步入仕途造就了机会。早期举办团练协助清军抵抗太平军, 使其才能得以展现, 24岁被举荐入曾国藩幕僚。由于曾国藩在晚清政坛上的地位, 身为幕僚的李兴锐不免接触关系清廷统治的重要事件, 而曾国藩的从政处世原则也影响着他, 早期的见闻与从政经历为其成为一方大员后开展政务奠定了重要的经验基础。由巡抚到总督, 李兴锐向西方学习, 进行的现代化改革对清朝的统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可见其在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中选择了向现代化转型。此外, 李兴锐身涉外侮, 为维护国家利益据理力争, 足见其忠君爱国情怀。

  综观李兴锐的仕途经历, 他勤勉务实的品格及廉正作风可见一斑。官方和时人都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死后朝廷上谕中对他的评价是“持躬廉正, 练达老成, 勤政爱民, 朝廷深资以界”[4]p146。《清史稿》称:“兴锐事国藩久, 论治壹循轨迹, 重实行。”[13]p2145驻外公使曾纪泽曾上疏言:李兴锐“忠勤廉明, 具有使材”[14]p1014。从其兴政举措来看, 一方面李兴锐是一个“新人”, 其主张学习西方, 革除积弊——求“变”, 另一方面李兴锐是一个“旧人”, 深处晚清体制内, 其行为更多的是为封建统治利益服务, 为忠君思想所限, 具有保守的一面——不“变”。李兴锐所展现的求“变”之心与不“变”之情的两面性也正是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新旧事物相互交织, 封建政权诉求与现代性转型的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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